我国现行宪法的最后一次修正是在2004年，关于生态文明的概念还没有在立法者的头脑中明确树立起来，因此没有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但是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在宪法中是一以贯之的，隐含了生态文明的核心观念。
作者以为，作为行政处罚的罚款与作为行政执行罚的加处罚款之间最重要的区别特征是： 1.作为行政处罚的罚款是一种制裁行为，它的直接目的是制裁违法行为，作为行政执行罚的加处罚款是一种强制执行行为，它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实现相对人义务被履行状态。对此，台湾地区的行政执行法和行政执行法施行细则都未作规定。
如果《行政强制法》中的加处罚款仅仅是对《行政处罚法》中的加处罚款的重复和肯定而已，那么我们就无需再做什么了。具体行政行为作出的同时附加执行命令的，就具体行政行为本身虽不能付诸法律诉讼救济或引入某一法院程序的，执行命令所规定的法律诉讼救济则延伸覆盖这一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强制法》第45条应当属于直接而普遍性的授权，权威人士也作了这方面的权威性说明。第一，必须区分行政机关实施的加处罚款和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实施的加处罚款。这是《行政处罚法》的本意。
[⑧]1948年的《行政代执行法》[⑨]取代了旧《行政执行法》。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总论》，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169页。然而中国儒家则赋予了人格尊严与一种天地普遍精神相连的正气，将超越于个体人格的天地精神与人自身的气节相通，最典型的即为文天祥《正气歌》所吟诵的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更关键的是，无论一国宪法文本有没有明确规定尊严条款，今天，运用尊严及其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甚至基础性的宪法价值来进行宪法解释成为当代世界范围内普遍的实践，以至于美国宪法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认为强调建立人类的尊严是当代立宪主义的核心价值。道德就是使得一个理性的存在能成为其自身目的的条件，这在目的王国里只有通过成员的‘为自我立法才能实现。与price最紧密相连的是一般人性的倾向和需要，即市场价格，在那里，物皆有价，物皆成为满足无穷目的的手段。显然，我们并不能认为尊严是基本权利唯一的基础，从而将权利都还原为尊严。
[89]林来梵：《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我国宪法第38条之解释方案》，载《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90]谢立斌：《中德比较宪法视野下的人的尊严——兼与林来梵教授商榷》，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4期 [91]郑贤君：《宪法尊严条款的规范地位之辩》，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2期。然而，宏观地进行体系建构只是我们实现体系融贯的第一步，因为这项工作还只是一种理论理性的推演，对于这样一个概念高度抽象，背后价值多元的尊严观念，在实践中仍然会发生两个基本的困难：第一，在具体的情境中，如何判断尊严的保护范围与含义？例如，人工胚胎是否享有尊严？第二，在具体的情境中，尊严是否具有价值上的绝对优先性，也就是如何实现价值判断的客观化与理性化。
加拿大虽然在人权宪章中也没有写入尊严，但在最高法院判例中明确发展出将尊严作为整体的政治价值。在中国的文化里，则体现为一种深刻的民本主义思想主张。[5]张千帆：《为了人的尊严：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批判与重构》，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三，它还可以越出人身自由规范体系，在更大的范围与平等权、政治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发生价值互相关联与构成。
[87] 五、中国宪法上的尊严条款之体系化 按照本文所建构的尊严体系基本内容，我们可以对中国宪法上的尊严条款从结构（形式）和内容（实质）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尊严在中国宪法上的规范结构 中国现行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一个人一生中拥有生活方式可选择的尊严和自由是第14修正案保护的中心。[93] 可见，人格尊严在中国宪法上的第二重超越就表现为人民对国家的超越，暗含着戒备、排除国家权力妨碍个人人格自由发展的重要诉求。[94]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民本思想最核心的现实意义在于赋予了民对君的正当抵抗权，即人民具有不可被公权力伤害的优先地位，体现出中国人面对公权力之时的威武不能屈。[95]所谓君子人格，荀子有过经典的阐述：朋党比周之誉，君子不听。
《公民权与政治权利公约》也在第6条到第9条做出了生命权、禁止酷刑、禁止奴役、人身自由与安全等基本规定。这里最典型的即是孟子的学说。
王晖：《人之尊严的理念与制度化》，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7] 这样一种将尊严的基础概念与人的反思属性相联系的思路也是很多思想家的见解。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其很早就萌发了可以将我国的人格尊严条款与德国《基本法》人的尊严条款相比拟的问题意识，[88]认为可以通过宪法解释将人格尊严条款理解为整个基本权利体系的基础。她认为，根据宪法解释的方法，我们只能将第38条处理为一个具体的基本权利，它与其他基本权利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因此，我们可以从人性的特质出发，去发现它与尊严的内在关系，从而得到一个有关尊严概念的基础命题，从这个命题中，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解出尊严概念的具体命题，从而最终获得一个有关尊严最低限度共识的概念分析框架。
人格尊严也可以成为上述三个条文的构成性要素，例如我们虽然可以允许国家按宪法规定的程序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但必须妥当选择限制的方式和手段，否则就是对其人格尊严的冒犯。它们在序言、总纲或权利条款部分开始规定保护人的尊严。
但是，人对自己生活反思与选择的能力却是其他任何生物所不具备的，也就是只有人类才会有对什么是值得过的、好的生活及其环境进行反思，并积极追求这样的生活。同时，在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自由、平等也各是一组价值集合，尊严又成为它们其中的元素，成为理解它们必不可少的前提。
（二）尊严在中国宪法上的意义空间 最后，我们回答中国宪法人格尊严的意义究竟如何理解。1）生命权 生命权是人拥有尊严的前提，包括免于被任意杀害的权利和免于对生命的威胁（包括营养不良、威胁生命的疾病、核武器威胁等）两项具体权能。
[52]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4条是最经常与作为平等的尊严联系在一起的条款。国家需要君子就在于君子也者，道法治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45] （2）自我决定与表现 自治还意味着人有充分自我决定与表现的权利。他从辨析Würde与Price，即无价的价值与可交换的价格之差异出发，阐述了尊严作为每一个人平等的、无价的、不能用来交换的人自身的道德属性： 在目的王国（kingdomofends），每一个事物要么是有价的（price）,要么是有尊严的。
包括表现诸如感受、情绪、思考、观点与亲身经历等高度属人性的私密过程，不必担心会被国家监视。例如在变性人就业案中，欧洲人权法院禁止解雇变性人的工作岗位，它指出容忍这样的歧视是可怕的，它伤害了变性人应该享有的尊严和自由，法院则有义务维护。
尊严来自于人反思、评价进而选择自己生活的基本属性，由此可以得到尊严最基本的含义。要发掘中国人心目中的尊严究竟为何物，就必须回到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之语境，以一种文明的连续性眼光来思考尊严的意义空间。
这个概念是一个体面、有序、自由社会的根基。[95]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
在后来的一篇文章里，进一步发展出双重统摄地位说，即第38条前半句构成了对后半句的统摄，形成一个内部的人格尊严权体系。其外部解释空间就在于，它与其他条款可以互相构成，形成更大的价值体系。例如2000年的Ricev.Cayetano案中，夏威夷的一部法律规定，只有夏威夷的原住民有权投票决定委托政府公共事务的内容，最高法院援用第14修正案形式平等来保护内在的尊严，从而否定了该规定。[31]这奠基于1986年的一个案件，最高法院明确指出人的尊严是构成一个民主自由社会本质的价值和原则之一，[32]在另一个案件里，最高法院做了更权威和彻底的解释：人的尊严的理念存在于人权宪章所保护的所有权利和自由之中，因此宪章建立在尊重人的尊严基础之上。
他举例：下雨天我躲到一个撑伞的人的雨伞下利用他为我避雨，这是对撑伞人尊严的冒犯吗？[73]因此当作工具必须从方式和过程，而不是从一个简单的结果来看。正如巴拉克谈到的解释者解释尊严的含义就是赋予人性具体的意思，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必须反映深藏于他们宪法结构深处的社会规定性。
残贼加累之瑎，君子不用。正是基于这种建立在人类偶然的生活基础上的尊严，最后促使我们简要回到中国问题，从中国的文化、社会语境出发去理解人格尊严条款的结构功能与意义空间。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就列举出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社会机会、财富与收入、尊严等基本善。西方自康德之后，尊严就成为个人权利的最强表征，成为一种利益资格的最佳证明，从而也将尊严禁锢在了封闭的个体人格范围之内。